一九七零年代初，那场席卷全球的“文化大革命”还在吹着热风，而上海滩的弄堂里，却已经启动酝酿着一场关于权力与欲望的闹剧。
那叫《上海滩》。
不是啥温文尔雅的武侠片，也不是苦大仇深的革命片，它是一碗兑了忒多黄酒的鸡汤，辣得让人想吐，却喝一口还想再喝。 导演张彻和编剧萧虎，把那个叫黄成洲的“枭雄”拍成了人间极致的恶与欲。黄成洲这人，长得像块腐肉，指甲磨得油光发亮，眼神却透着一股子要把人骨头都嚼烂的狠劲。他不是啥高洁之士，纯粹就是个贪得无厌的狗，为了钱能够出卖尊严，为了女人能够杀人放火。在片子里，他把“求财”两个字写成了满街的霓虹灯招牌，把“杀父”二字写成了路边最显眼的路牌。 这就好比看一部剧本，光光是那几句台词就够你昏了头。
比如那经典的“求财千万，杀父三命”，听着像大道理，细看全是无理的狡辩。黄成洲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流氓，他为了凑齐一亿两黄金，把亲生父亲卖给了黑道，把儿子卖进了肉行了。他在片里像个疯子一样，大半夜里提着刀在街头游荡，嘴里念叨着：“金屋藏娇，我要这城里的灯全都亮起来！”这话听着热血，实际就是要把城市照得狼藉。
那时候的上海滩，车水马龙，叫卖声震天，黄成洲就是在这喧嚣的夜里，像个怪物一样把自己伪装成个光鲜亮丽的商人，等着人撞上来，等着人管不住嘴，等着人去吞他的钱。 影片里到底拍了多少场暴力戏呢？真要细数是确实数不过来。一个人被绑在椅子上，指甲抠得鲜血淋漓，这是人的底线，黄成洲是彻底撕碎它的人。他杀人没有那么多心理挣扎，动作干脆得像踩死一只小鸡，毫无怜惜。
最让人恨得牙痒痒的是那对父女，母亲为了救儿子给父亲钱，却被父亲一脚踹开，骂道：“别装好人，我这是为你好！”主角在片子里简直像个不受管住的节拍器，待会儿哭，待会儿笑，待会儿跟警察讲道理，待会儿又跟警察拼命。警察问他是不是做了好事，他就反问警察是不是好警察。
这种互不相让的戏码，比任何电视剧都让人抓心挠肝。 说到数据，这部电影的投资规模确实够大，但在票房回报上却是个庞大的笑话。上映那年，它卖得就像个烧钱的项目。
那时候的观众胃口小，要么看大场面看繁华，要么看武侠看功夫，没人愿意看一个满嘴仁义道德的枭雄。黄成洲死了，他的钱却飞进了领导人的腰包。
这剧情设计打得忒巧也忒狠，直接把“正义”和“凶恶”这两条线硬生生掰开了揉碎了算。电影没给观众留下任何反思的空间，所有的善恶都在黄成洲的嘴里被彻底扭曲了。 并且这部电影的枪战场面，别看精彩，但也暴露了当时的技术局限。大量动作设计靠的是特效和后期合成，几近假面。
那时候的特效师还处在摸索阶段，大量打斗场面看起来像剪影，少了质感。但即便如此，片头那几十场枪战，还是让观众看得热血沸腾，那种扑面而来的江湖气，就是那时候最稀缺的东西。 《上海滩》上映的时候，西方电影刚刚传入中国不久，大家还认定中国ovies 一直闷声发大财。可哪位能想到，这一场闹剧，直接把中国电影界推向了那个悬的“第三世界”边缘。它让大量人认定，只要有钱，鬼都能变成人，血都能变成钱。
这种思想的毒，比那把快刀更可怕的是它一把铲尽了。 要是你去翻看当年《上海滩》的影评，会发现那时候还没有“关于电影的社会价值”这种词。大家只关心演员有没有拿好片酬，剧本写得够不够刺激，钱能不能赚到手。黄成洲这个人物之故此可怕，不在于他长得帅不帅，也不在于他武功高不高，而在于他代表了那个时代最污秽的价值观。他告诉后来的我们，在这个社会里，只要你有充足的资本，就能够动用一切手段去杀人夺权。 目前的我们看《上海滩》，已经隔着一层玻璃，能看到当年那些被黄成洲弄死的无辜路人，也能看到那些被黄成洲逼死的警察。黄成洲死了，但那个时代留下的烂摊子，到目前还没收拾干净利落。
这或许就是这部电影最永恒的魅力，也是它最可怕的教训。它像一颗钉子，死死地钉在了中国电影的骨子里，提醒着我们：有时候，最精彩的表演，竟然是用最恶毒的方式去演绎最平凡的人性。
看它吧，不是为了学黄成洲，是为了记住，千万别做那个把人性扭成麻花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