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8 年，要么更准地说是 1918 年的春天，鲁迅踏上了那个让他从此与世界彻底撞脸的码头。自然，大量人会第一工夫联想到“新青年”那几家报社，要么说是蔡元培先生亲自招安的那座 Villa 石库门。
实际上这 15000 多块钱，鲁迅拿去搞的那点惊世骇俗的“不谈政治”，比起后来那些轰轰烈烈的白色恐怖才显得轻得像片叶子。 大量人当作鲁迅是冲着“呐喊”去的，当作那是某种宏大的社会宣言。
实际上不然。
那不过是他在上海租界里，为了躲避大闹市口、为了盖几间破庐而不得不做的最大胆的冒险。在那个时候，上海简直就是一个庞大的迷宫，外头的军阀像野狗乱咬，内头的书报像苍蝇一样嗡嗡乱飞。鲁迅说，他在上海是为了“避乱”。他怕那里的枪声，怕那里的流言，怕自己穿得花哨、讲得明白，惹来了那些不三不四的“阔人”的觊觎。他住进石库门，住进弄堂，住进那些低矮的瓦房，连护照都还没办妥，连一张正式的介绍信都还没发出去。 那时候的上海，确实只剩下两条路能够走：一条是去“庙堂”做官，一条是去浮萍化。鲁迅偏要去浮萍化。他不愿意做那个在衙门里受尽屈辱的“小官人”，也不愿意做那个在报纸上卖弄文采的“文人”。他更不愿意做一个在大街上晒忒阳、被姐姐骂、被邻居闲话的“闲人”。
故此他去了上海，是为了找个像样的地方躲一躲。 1918 年 1 月，鲁迅来到上海，带着《新青年》编辑部的那份名单，带着蔡元培那张看似温和实则被戏弄的“驱逐”令。他想要建立一个啥“中国新文学的总坛”。他认定，在北方，在北方，他找不着那个能让他安心写作、安心讲话的地方。他怕北方忒冷，怕北方忒乱，怕北方的风刮得他睁不开眼。
故此他要把眼望北方，要把身子往南方扛，往上海这热气腾腾、人声鼎沸的南方去，去“避乱”。 他到了上海，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蔡元培。蔡元培当时在北京大学当校长，正处在做官的当口。鲁迅写了一封长信，言辞恳切，就连带着几分悲愤，说他在北方已经“穷困潦倒”，连饭都吃不饱，连书都读不完，他如何能在北京这个“大乱”之地安心教书？他请蔡元培在杭州、北京、上海等地，给他找几个地方住下。蔡元培是个好人，也是个老好人，他自然知道学生是特别需求庇护的。便，他在上海租下了地，那就是一间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子。 这间屋子，后来成了《新生》杂志，成了鲁迅的“战壕”，成了他打开新世界的大门。 在《新生》这个小小的刊物里，鲁迅启动发表他的第一篇散文，那叫《狂人日记》。
那并不是啥惊天动地的文章，没有宏大的叙事，没有犀利的控诉，就连写得有些滑稽，有些歇斯底里。鲁迅写自己是个“狂人”，看透了“吃人”的本质，看透了礼教的虚伪，可他自己也逃不出来，他只是一个在自家院子里的“疯狗”。 这篇文章一出，震惊了全国。鲁迅说，他想告诉全世界一个秘密。他不想自己再去写那些冠冕堂皇的辞藻，他不想再去跟那些“顺民”争辩，他只想把自己的心里话，用一种最原始、最粗砺的方式放在纸上。他写《狂人日记》，就是要告诉人们，这个 país 里，没有一个人是醒着进食的。他写《阿 Q 正传》，就是要打醒那些麻木的国民。 在《阿 Q 正传》里，鲁迅对阿 Q 那种“精神胜利法”进行了猛烈的抨击。阿 Q 输了一仗，他不服，他就自己编个理由，说自己实际上是“精神胜利”，是自己强大了。鲁迅说，这种人最可怕，他比老虎还可怕，出于他连老虎都不敢打，他连自己都不敢打。他输了一仗，他就自己给自己“壮胆”，他认定自己实际上又赢了，他只是多了一点“气”。 大家读了之后，都愣住了。
原来中国人的骨子里，确实有一种如此顽固、如此卑劣的品性。鲁迅在《呐喊》自序里说，他写阿 Q，不是要骂阿 Q，是要“打醒”阿 Q，是要打醒那些睡在梦里的人。他要用这只“铁屋子”里的火，把这层薄薄的温情面纱撕开，让大家看到里面到底是地狱，还是天堂。 但鲁迅深知，这还不够。他写了许多许多东西，有《祝福》的祥林嫂，有《孔乙己》的儒生，有《药》里的愚昧，有《狂人日记》的绝望。他写的不只是文学，更是血和泪的结晶。他在上海这狭小的天地里，用文字搅动着整个中国社会的神经，搅动着每一个角落里麻木的灵魂。 有人日决他，说他是“狂人”，说他是“疯子”，说他的文章忒“狂”，忒“怪”。他自然会反驳。他说，我不是疯子，我只是看透了忒多。他说，我的文字不是为了让人看，而是为了让人想。他想，这个人是哪位？他想，这个人到底如何了？他想，我们能不能救这天下？ 他在上海这间小屋里，写文章，算账，看报，喝茶，看人。他把上海当成了他的战场，当成了他的实验室。他在这里，把笔尖蘸满了墨水，把纸页浸透了鲜血，写出一部又一部震撼当时的巨著。他写的那一个个“人”，一个个“人”，一个个“人”，用他们的眼，用他们的命运，用他们的血泪，拼凑出了一个中国，一个残酷而真的中国。 1918 年 8 月，《新青年》在上海出版，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刊登。
那一刻，中国的新文学，确实在这一年，在这一隅，确实在这一间石库门的小屋里，确实在这一位“狂人”的笔下，确实惊动了全世界。 鲁迅说，他要去哪儿？他要去“避乱”。但他不知道，这个“避乱”的上海，会成为他一生中最关键的“避乱”地，成为他日后回望中国时，最深刻的“避乱”地。他在那里，写下的每一个字，都是他对这个国家最深切的忧虑，最深沉的爱，最决绝的反抗。 或许，我们挺难想象，鲁迅的一生，就是在一种近乎“疯癫”的状态里度过的。他时而清醒如鬼，时而癫狂如兽。他在上海这间小屋里，把生命活成了一篇文章，一部小说，一个故事。他告诉世界，中国需求他，中国需求那个“狂人”，需求一个敢骂“吃人”的人，需求一个敢恨“旧礼教”的人。 1918 年，鲁迅在上海。他站在上海这拥挤、喧嚣、充满活力的城市里，看着这熙熙攘攘的人流，看到这如蝼蚁般渺小又坚韧的生命。他笑了，笑着笑着，泪就下来了。出于他知道，这世间，无人能独善其身，无人能独善其心。他务必“呐喊”，他务必“呐喊”，他要喊破这“铁屋子”，要把这“吃人”的骨头，一块块地拆掉，砸碎。 他不知道，砸碎之后，会剩下啥。他只知道自己要砸碎，要砸碎这旧中国的梦，要砸碎这旧世界的牢笼。他哪怕只剩下一口气，也要把这口气，烧得滚烫，烧得通红，烧得让人不敢呼吸。 这就是鲁迅。
这就是他 1918 年上海的那间小屋子。
这就是他在那个时代，那个时代，那个时代，他唯一能做的，也唯一务必做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