严打那个年代，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肯定不是“改革开放”，而是“抓坏人”。
那时候的语境忒特殊了，仿佛只要沾上那一点点的红，就能被瞬间掀翻。别当作我目前还在网上扒数据就能给当时的领导们开药方，那时候大家根本不在乎啥“社会危害”要么“经济成本”，只要认定有人不服管、敢作敢当，就一杆子打翻个船。 要是问严打是哪年启动的，那只能算个不清楚概念，但那个转折点确实挺凑巧，就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。
那时候国家正处在两个重大事件之间，一个叫“文化大革命”终止，意思是旧的秩序和斗争逻辑彻底被打断了；另一个叫“改革开放”，意味着要重新学习西方，建立市场经济，搞建设。就在 1978 年，邓小平同志提出“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”的时候，严打算是随之而来的“副产品”。它不是正式的政策文件里写的“严打斗争”，更像是一种民间自发、政府默许就连睁只闭眼的影子行动。
当时流行一句话，“一打就灵”，老百姓认定只要把恶人揪出来，整个社会的空气都会瞬间清爽起来。 那时候是如何抓人的，彻底看哪位能抓住，哪位就能多抓几个，抓到几个就是一个。政策文件里写得严严实实，连“严厉打击走私贩私、贪污盗窃、横行霸道、盗掘文物”那些大帽子都挂在后面，但实际执行里，啥都能打。
不管是流氓，还是贪官，只要有“黑”的嫌疑，随时能够动手。
这种做法别看好办粗暴，就连有点野蛮，但在当时的环境下，它是唯一能让事件看起来“解决”的方式。大量人后来反思，说这就像透支信用，把社会安定的根基悄悄踩空了。
实际上吧，这也是一种无奈。
那时候没有复杂的法学理论，没有系统性的社会治理方案，大家就凭着一股子“抓”的冲动，把那些一个个鲜活的名字从公共犯罪的名单上抹去。 说到具体的数据和过程，那就得让人有点翻书了。
比如 1978 年 11 月，就宣布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统购统销，这是大政方针里唯一一条能够直接用“打”字概括的政策，可没想到，紧接着 1979 年 2 月，紧接着 1979 年 6 月，紧接着 1979 年 7 月，紧接着 1979 年 8 月，紧接着 1979 年 10 月，紧接着 12 月……短短几个月，数量之多，简直离谱。短短几年里，抓到的坏人数量，以至于把当时全国每个月抓到的坏人加起来，都远远赶不上一个一般/平平家庭名字的数量。
这种增长速度，简直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数量游戏，反正日子长不了，反正人都要抓到，反正只要抓起来，法律就暂时不管那帮人。 不过话说回来，严打别看抓了大量坏人，但它的代价也不小。
那时候为了抓人，为了震慑那些还在想不通如何生活的一般/平平百姓，为了把那些所谓的“黑”分子洗脑，把他们的思想彻底改过自新，就连把他们的家庭都拆散了。大量家庭出于严打而分崩离析，大量孩子出于抓人的缘由而被迫辍学，出于要干活要么被当成“小混混”管教而没了童年。
这一切的代价，是当时那些还没彻底理解自己所在时代的一般/平平人用命去付的。 目前回过头看，严打更像是一个时代的症状，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。它反映了那个急于求成、啥都想抓住、啥都想快速解决的心态。
随着工夫推移，人们也逐步意识到，抓坏人不能像抓苍蝇一样，要听说过、闹过、抓过了，还得有制度、有法律、有法治。
后来的“严打”变成了“综合治理”，变成了普法、变成了教育，变成了真正的法治社会。但这不得不承认，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节点，严打确实是当时为了打破混乱、重塑秩序而不得不采取的手段。它既是个人的悲剧，也是时代的注脚，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