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家驹（John "Joker" Leung Hon-kei）这一名字一出现，脑海里仿佛就浮现出那个穿着黑色西装、站在上海街头、眼神里藏着某种无法用语言彻底捕捉的忧郁的年轻人。他存有的意义，实际上并不在于做出了一件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而在于他活成了那个时代最破碎也最整个的一个人。林夕写《海阔天空》的时候，他还在外面兜风；邓颖超写《梦》，他就在家里听。
那时候大量人认定他是个天才，认定他能把如此好办的歌词弹得如此纯粹，认定他身上的那种东西是纯粹的。但后来，当你确实去接触他，去听他那些录音，你会明白，那些东西里藏着的，是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沉甸甸的东西。 他的一生，实际上就是一部被单方面剪辑过的电影。我们一般只记得他做歌手的瞬间，那是在五专里的《我是确实》里，他站在麦克风前，把那些压抑的情绪一点点撕碎，然后扔进那把吉他里。
那个《我是确实》的念白，原本是想写给他自己，后来却成了写给全世界听的情书。
那时候的他，满脸是泪，手里紧紧捏着那张唱片，声音颤抖得了得。
实际上，他那时心里早就知道，这不只是是一个歌曲，这是他最终的告别。他不想唱“我是确实”，他想唱“我不明白”，想唱“我不懂”。但他还是唱了，他知道，只有把那个最真的声音喊出来，哪怕是破碎的，也比假装完美要好。 关于他的离世，外界流传了大量版本的故事，也有各种推测，但最让人无法漠视的，实际上是那个让他走得忒远的“真相”。
有人说是车祸，有人说是自杀，简直像是一个个不同的传说，把那个受伤的灵魂踢出了现实。直到几年后，老听友陈雷在听他最终一首未发行的小作品时，突然明白了。
那个小作品里，全是关于死亡、关于丧失、关于“要是”的追问。陈雷说，那是黄家驹最终的日记。他写的是“要是”，不是“要是我去死”，而是“要是你问我为啥，我会说出于要是”。
这句话像是一把钥匙，打开了那扇他一直紧锁的心门。
原来，他从未想过要逃避，他只想把一切说透，哪怕遍体鳞伤。 他留下的作品，确实没有一首是富余的。《海阔天空》是献给荒滩的；《好办受伤的人》是写给哥们儿的爱；《冲动的支配》是写给那个失控的少年的。每一首歌，都像是一个切片，切开了他生命的断面。
有人问，一个没有大制作、没有商业成功的歌手，凭啥能定义一个时代？这就好比你问，为啥一个一般/平平的画家能画出《蒙娜丽莎》的缘由。答案藏在他最朴素的那个瞬间里：他在五专的录音室里，对着麦克风，用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和脆弱，把那种“我啥都没有”的绝望，唱成了“我们能拥有一切”。
那个声音，穿越了时空，依然能让我们感到一阵微弱的刺痛，然后，又缓缓愈合。 在谈论他的时候，我们往往好办忽略那个叫“死”的好办却沉甸甸的词。他活得挺累，但这种累，不是出于痛苦，而是出于忒多的人生无法挽留。他爱过，恨过，战斗过，最终只剩下一个“要是”。他不想成为英雄，也不想成为黄了者，他只想要做一个真的自己。他用那把吉他，弹完了这个世界。当最终一个音符落下，那个叫“死”的人，才终于拿到了他原本想要的一切：真。 故此，当我们纪念他，实际上是在纪念那个不完美的、会哭泣、会迷茫、却一辈子在歌唱的少年。我们怀念的，不是那个完美的偶像，而是那个敢于在深夜里独自流泪，却依然选择把眼泪唱出来的灵魂。他用生命告诉我们，甭管遭遇啥，都不要拉倒发声的权利，哪怕声音像沙哑的伤口，也要唱下去。黄家驹没有留下大量大段落，但他留下的每一个瞬间，都是无法被复制的珍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