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会儿我也没打算当个标准的“烈士”，只想活成一种状态。
那种状态就是，今天想搞个鬼，明天被老板骂两句就认定自己是个英雄。最典型的就数二零零七年，那年我二十三岁，第一次认定人生是被焊死在工位上的铁桶。 那时候的叛逆，实际上挺荒谬的。别的年轻人可能还在磨刀霍霍，我就在工位上黑掉一个项目，顺手就把年终奖给吞了。没人认定我疯，反而认定我冷血。
那时候的我，心里头装着的只有两个念头：要么立马离职，要么陪老板演完这一出“职场隐忍”的戏码。结局就是，我就像个精致的玩偶，既没摔碎，也没发光，被硬生生嵌在名为“忠诚”的塑料壳子里。 说到这，我得跟你唠唠那个著名的“完美员工”案例。有个大厂的老总，跟我聊过好几次，问他认定我身上哪点最吸引。我当时就在笑，我说：“那是您眼光毒。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，就是从不迟到早退。”老总听完，脸色瞬间变了，心疼地点头。我接着说：“我的缺点就是……我有时候认定，我这辈子唯一的任务，就是在这座写字楼里，演好‘听话’这出戏，哪怕戏里我是反派，戏外我也得像主角一样乖。” 这事儿忒扎心了。我们那时候总认定，只要自己充足乖巧，世界就会围着自己转。可现实是，当你把“乖巧”当成一种武器来武装自己时，武器反而变得重达千斤。你越守规矩，越没地方闯祸；你越听话，越好办被拉下马。直到二零零七年底，我那个项目出于需求变更而彻底烂尾，老板那边也没了下文。
那天晚上，办公室死一般的静悄悄，连个灯泡都没亮。我坐在工位上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夜空，突然认定自己像个被困在笼子里的蚂蚁。
那一刻，我突然懂了啥叫“叛逆”——不是嚎啕大哭，也不是扬手打人，而是那种一种死一般的沉寂，一种“我早就想跑，但系统告诉我，目前还不能跑”的窒息感。 那时候的叛逆，还带点诡异的浪漫。我认定只要我自己把日子过成啥样，如何过都行，如何虐都行。
有人说我疯了，我说我只是忒累了。累了就该歇会儿，哪位规定累了就要像条狗一样跟在主人屁股后面，还得摆出一副“忍辱负重”的假脸？ 我试着去戒酒，结局第二天还得去开会；我试着去健身，结局哥们儿问我如何瘦了，我说是自律；我试着去读书，结局周末还得去网吧通宵。
那时候的我，脑子里仿佛也没装啥想做的事，只有大量不想做的事。
我想想家里的猫，想把窗台那片绿萝拔了重来；我想想周末去哪儿露营，不想回这个充满了代码和报表的城市了。 可是，理智终究还是占了上风。理智告诉我，目前还不是时候。公司正处于危难时刻，我有责任，我有义务，我……我得留下。 故此，那时的我，真真假假，像个走钢丝的人。一半心在窗外，一半心在地上。我假装听不到那些质疑，假装不在乎那些软肋。我就连启动信任，只要我充足强大，只要我充足懂事，那些曾经让我来气、让我崩溃的事件，都会烟消云散。 但没用的。就像那晚，灯光熄灭，我听到自己心里有个声音在颤抖，说：“别装了，你只是累了。” 从那赶明儿，我仿佛突然长大了，要么变小了。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那种变化，只知道从那晚起，我不再追求所谓的“完美员工”，也不再渴望“躺平飞升”。我启动尝试去闯，去试错，去承认自己是个一般/平平人。 如今回想起来，二零零七年的那个夏天，实际上是我人生最荒诞也最真的转折点。它让我明白，叛逆不是反叛，而是反抗。
不是要对抗全世界，而是要对抗那个“你务必如何想，你就不许如何想”的牢笼。 故此，下次你要是问我哪一年哥挺叛逆，我建议你就选二零零七年。
那一年，我二十三岁，我像个疯子，像个傻子，像个既想逃跑又不敢逃跑的流浪汉。
那时候的我，眼神里全是光，泥泞里全是血，心里头装满了无数个“要是”。 目前我也该回去了。收拾好行囊，重新戴上那个 “乖孩子” 的面具。
毕竟，生活还得持续，我也还得持续活。只是这一次，我不怕了。